记者从苏州市委宣传部获悉，从9月6日起，全国百强县排名第二的江苏省吴江市将正式撤县，以“吴江区”的身份整体并入苏州市中心城区。
随着吴江市成为历史，新的“大苏州”亦同时成形。合并吴江之后，在苏南三大经济强市苏州、无锡、常州之中，苏州城区面积将由原来的1718平方公里，一跃扩大至2910平方公里，几乎达到无锡、常州两市城区面积之和。
在近年来连续的区域中心城市“坐大化”的潮流下，苏州成为非直辖市或省会中率先进行大规模区划调整的城市。接受本报采访的多位长三角区域经济专家认为，此次苏州行政区划调整，除了行政统筹的功能外，更是在苏南经济和城市转型之下被经济导向的市场整合。
大苏州
吴江位于江、浙、沪三省份交界，东邻上海，西濒太湖，南连浙江，既是一个民营经济发达的县级市，也保留了山水田园的江南水乡风貌。
行政上代管吴江的苏州，位于吴江的北部，两地经过数年的扩张开发，在经济和生活上已连为一片。不少在苏州工作的吴江市民每天骑车上下班，而苏州的多条公交以及规划中的地铁线路，也均通至吴江。
出于统筹规划的考虑，苏州曾数度向江苏省政府提交合并吴江的方案，但此前未获通过。吴江强大的经济实力被认为是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吴江一直是苏南乡镇经济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至今，吴江已经形成电子信息、丝绸纺织、装备制造、光缆电缆四大主导产业，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新型食品加工四大新兴产业。吴江市的震泽镇有“中国亚麻蚕丝被家纺名镇”之称，而民营企业为主导的光缆电缆出口产业也形成了江苏省省级基地。与此同时，吴江也是台商聚集地之一，开放型经济占据近半壁江山。
数据显示，2006年末吴江地区总产值为640亿元，而到2010年，这一数字已突破1000亿元，4年之间增长了56.2%。2011年，吴江地区生产总值继续增长，达到1192.28亿元。
在2011年的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排名中，吴江位居第二，2010年，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25强中，吴江位列第五，同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创新城市，排名中吴江排在深圳、上海、北京、苏州之后，在全国县级市中城市创新能力位居第一。
不过，苏州的表现也不在吴江之下。以经济总量计算，苏州2011年经济总量为10716.99亿元，位居中国大陆第六。按2010年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则达到了10.24万元，成为全国人均产出最高的城市之一。
苏州若合并吴江，强强联合能否产生“1+1>2”的效应，是此前普遍担忧的问题。
事实上，由于产业和地理的相近，苏州和吴江在发展规划上已经显现出日渐重合的趋势。
2010年，吴江市下属的松陵镇和横扇镇合并，成立了一个西邻太湖的“滨湖新城”。这个新城位于吴江北部，与苏州的吴中区接壤，规划打造“滨湖生态乐居名城”。有意思的是，一线之隔的苏州吴中区也几乎同时抛出了以现代化商务办公集聚区为主的“滨湖新城”规划，且与吴江的“滨湖新城”相连，从地图上看，二者实则为一个整体。
根据吴江市的规划，吴江的滨湖新城将对接苏州，融入苏州的滨湖新城。两个滨湖新城虽然在区位上是不同的，但是从规划上，从功能定位、交通、市政设施等方面均进行整体考虑。
今年，苏州吴中区和吴江市的滨湖新城基础设施工程集中开工仪式也在东太湖畔联合举行。据当地媒体报道，苏州市有关领导提出这样的口号：“把滨湖新城建设成21世纪苏州城市最大的亮点。”由此可见，营造这样一个滨湖新城不仅仅是吴中区、吴江市的资源，更是大苏州地区的资源。
不仅从经济和规划上两市一衣带水，苏州实际上早已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就将吴江一并考虑。
本报了解到，苏州规划建设中的苏州轻轨4号线，将横穿吴江城北城南，并将把苏州与吴江紧紧联系在一起。而随着沪宁城际高铁的开通，规划中的苏嘉城际铁路、沪湖城际铁路，也全部途经吴江。
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志彪认为，苏州和吴江重组经济地理，是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所作的调整，一是可以通过区划调整降低交易成本和政府管理的相对成本，增强苏州作为整体的竞争力;二是便于苏州整体的城市功能转型和产业升级，加速发展以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可以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和城乡生活条件。
苏沪新格局
在长三角区域内，苏州的“坐大”，对于这一地区的整体转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苏州是国内仅次于上海的最大的制造业城市，在转型之路的选择上，上海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将传统制造业的大规模外移，以实现为金融业、贸易、现代物流和服务业等行业的腾笼换鸟;苏州则通过产业向高端和精细化的升级，以另一种角度诠释转型。
出口导向为主的制造业一直是苏州经济的主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苏州很早就谋划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主要方向为瞄准高端，以自主创新为支撑率先“卡位”，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高点，如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电网和物联网、高端装备制造等。
与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市相匹配，苏州的新兴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产值占到规模以上工业的38.7%。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4.3%，2011年达到1.1万亿元。“苏州通过大投入来集聚和激发科技研发力量，去年研发投入超过250亿元，占了GDP的2.45%，全市63%的企业设立研发机构，专利申请量、授权量都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苏州的科技进步综合评价得分也居全省首位。”苏州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卢宁说，苏州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已在79%左右，表明科技进步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
“苏州的转型有理有节。”上海社科院上海经济与区域发展研究室主任陈维这样评价苏州转型的成就，在他看来，基础雄厚的制造业应是服务业发展的“沃土”，苏州在制造业升级的同时，也有条件实现服务业跨越发展。
同时，作为一个文化古城，苏州对于古城的保护和宜居城市的打造亦是不遗余力。
今年7月，美国《福布斯》网站登载华盛顿大学商学院教授道格·格思里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思考》。道格对苏州认真考察后做出这样的评价：“苏州从一个安静的旅游目的地转变为一个经济偶像，是创新发展的绝佳范例。”
此外，苏州在工业和服务业经济之外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苏州是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也是江苏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市。以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就业社保等“七个一体化”为抓手，苏州的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
近年来，苏州通过鼓励农民带股、带保、带房进城镇，加快农民市民化、职业化进程，全市累计有43万农户、逾110万农民实现了居住地转移和身份转变。88%的农村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80%的承包耕地实现规模经营，43%的农户迁入集中居住点。去年，苏州的城市化率已达70.6%。
事实上，苏州只是苏南经济重镇的其中之一。苏州的转型，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苏南其他一些城市的方向。
对此，刘志彪亦表示认同，在苏南将要列入国家的基本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的背景下，苏州作为中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领头区域，此次合并吴江的区划调整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而陈维指出，在“大苏州”的带动效应下，上海与苏州乃至江苏的经济竞合关系也将出现新的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去年发布的长三角城市发展转型指标排名显示，综合转型增长、民生质量、社会共享、环境改善、创新发展等5项指标，上海和苏州分列长三角城市的前两位。
而这两座城市，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两座制造业之都。“在转型上，上海更注重于制造业的投资、市场和贸易，而苏州在制造业的高端转型上已经走在全国前列，苏州扩大发展空间之后，与上海的这种互补效应也可能会越来越显著。”
城市合并潮
刘志彪认为，此次苏州的行政区划调整，就空间经济因素来说，有利于重塑苏南经济增长极。“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我还建议江苏除了苏南经济增长极外，还需要塑造宁镇扬经济增长极，以形成江苏省经济地理布局上的一个哑铃形结构，更好地服务于率先基本现代化的战略，更好地能够辐射中西部地区和苏北地区。”
事实上，中心城市做大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极，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多地都有所尝试。就在去年，安徽省原巢湖市拆分，大部分并入合肥市，合肥借由此举成为皖北经济带的有力支持，同时达到抗衡南京经济圈的功能。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与区域规划设计所副所长张险峰指出，从整个世界和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行政区划的发展趋势来看，其在很长历史时期内都相对固定，他们之间很少因为有行政壁垒要破除而合并来合并去，更多的是通过区域合作、竞争的方式来推动发展。
不过，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圈或大城市群同时也在全球竞争中显示出绝对优势地位。比如美国东海岸大都市区，以及西海岸以洛杉矶、旧金山为代表的大都市区，还有英国的伦敦大都市区、法国的巴黎大都市区、日本的东京大都市区等等，这样的大都市区，可以调配和利用很多资源，其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的流动速度非常频繁，基础设施更好，经济活跃程度更高，文化更多元更丰富，从而拥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陈维分析，由于我国仍处在外延扩张式发展的过程中，各个省区或城市，更多是依赖和寻求支配更多空间资源和经济资源，例如土地资源及其所附着的各种资源，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求获得更多发展空间。“土地资源尤其受到中国各地方政府重视。许多地方希望突破行政管辖区域限制，希望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扩大自己可以支配的土地资源。与此同时，还希望通过调整扩大行政区划，增强自身经济地位，从而可能争取到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政策支持。”
他直言，从过去十多年的经验来看，长三角尽管在全国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走在前列，但仍难以突破由行政区划和利益分配造成的行政壁垒，这也是大城市不断出现以相互抗衡的重要原因。
但张险峰亦指出，行政区划调整其实也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扩大经济和生产力资源，另一方面也相应增加了社会管理责任。“我们在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不能夸大有利的一面，而淡化社会管理责任的一面。行政区划调整后，如果过分扩大区划，过分扩大空间资源、土地资源，自然会增加更多人口，但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社区服务、外来人口管理等体系上，能否都跟得上?这是需要深入思考认真对待的问题。否则就有可能会出现行政区划过度扩大，而社会管理却日益粗放的状况。因此，区划调整之后，地方政府须担当好相应增加的社会责任。”
